三石头客栈
标题:
商人流亡者日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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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三石头
时间:
2012-6-13 02:42
标题:
商人流亡者日记(下)
［作者：任不寐 转贴自：第40期 点击数：2090 更新时间：200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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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回首的沉重已不是挥手的从容。逻辑在现实生命中被抽出。冬天里的阳光是憔悴的，象哲学家苍老的笑。是否把自己昨天的日子遗忘，每夜自己同自己商量，没有结果。
原以为苦涩的海水可以淹没冰冻的黑土，窈窕的椰树会掩过剥落的红墙——
逃不过的是这节日的爆竹，炸裂你紧锁的窗门，点燃你蒙满灰尘的烟盒。
殷红在蔚蓝里扩散，或者沉淀。目送纷纷扬扬的落日，仿佛注视着旋转的鸽群，在楼间散落。
我把自己流亡了，这就值得安心和夸耀吗？耶稣走向了十字架，而我逃跑了，----“是逃跑”，而不是自我流放。即使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不比我更有荣耀吗？
(二十七)
家中来信了，希望寻求我经济上的支持，正当我在海南正准备寻求他人在经济上对我进行支持的时候。这主要原因在我，我甚至比米开朗琪罗还要骄傲。
但这个忙是必须帮的。舅舅家因种地的问题与村长发生了口角，村长的儿子是在县公安局工作，村长说要通知他的儿子找舅舅家算帐。当夜一场司空见惯的悲剧发生了，舅舅家“集体服毒自杀”了。抢救是来不及了，最后只有我的小表妹得以生还，因服毒剂量少。但身体已被摧残了，在村里由“赤脚医生”每日输液维持着生存。但迄今已无钱输液了，这想起了比李嘉诚差不多——这是我在家信中为安慰父母的吹嘘——的表哥我。
我的老板原来是一位导演，现在海南搞农业扶贫开发。他说导演最适合作老板。我尚未能理解。我推开老板的门，请老板对我“扶贫”一下，当然，我胡编了一个理由。但我相信，导演的眼睛是雪亮的。老板借给了我五百元钱，条件是以后在公司里，我要做“他的人”。我真的从心里感激他。
然而本月十日夜是一个很不幸的夜晚，市公安局为了“清除民工污染”(即把到大特权地区或大特区盖房子的盲流赶回大陆)而进行了一场突击战斗。战斗在夜里打响了，我英勇的人民公安战士把我也抓进了看守所(或是民政收容所)，因为我也没有暂住证。在司空见怪的拳脚相加之后，我贡献了五百元钱，第二天得以恢复自由。我一位朋友同他内地来的妻子也被同广大民工群众关在一起，一个嫖娼，一个卖淫，被判拘留十五天。“国家给他俩捎了个话，这事就这么定了”。
然而我的面子很难保全，救不了可怜的小表妹，恐怕也无法向导演还钱了，虽然他仅仅期望我作一个演员甲或丙而已。我有一种作过小偷般的内疚感。
前几天晚上看电视新闻，迷人的女播音员微笑着跟全市人民唠着：前几天，我市公安干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取得了清理盲流的阶段性胜利……女播音员很象我的表妹，再仔细看去，有一股红红的血从电视屏幕四周溢出来……
昨天小表妹竟然来了一封信，说她身体已经好了，想到北京去当小姐。
农民的女儿的身体真好。然而我真怕她想家：
东北的土地很肥沃，东北的资源很丰富。
(二十八)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摸过这么多钱，而且据老板说，它们都属于我：天哪，年终奖一万元。据说资本来到世上，每个毛孔都是肮脏的。看来这有些夸张。劳动价值论和资本价值论为什么不能相互融合呢？
我走到街上感到自己从此站起来了。有一种谁敢惹我的劲头。一辆奔驰车迎面扑来，溅了我一身灰土。
我能从窗口看见老板模样的憔悴，也能看到资本价值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改革万岁。我带着一种一九四九年的感觉走进邮局，给家里寄钱……
由于政府也很困难或者因为“绿条子”，家里半年以后才与我分享第二次解放的喜悦。
(二十九)
老板派我在某市注册分公司。工商局企业科我跑了十几次，其中大多数是为了几份文件的修改，我以和绅在皇帝面前的谦虚倾听他们的教诲，内容包括关于标点符号的。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第二天未加修改就送了上去。“这回嘛，修改得还差不多。”那天这位主管科员这样回答。然而“然而，公司的名字不能叫顾问公司，因为只有政府才有顾问。”于是我作出顿开茅塞恍然大悟状。
寻租虽然增加成本，但提高效率。这也是至今人们还能够容忍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工商局“还是要说不”。
而随后发生的一次“金融恐慌”几乎把我吓得半死：我们通过自带汇票在本市一家银行存入了几十万资金，在当日下午经查资金已经到位；然而，几天后，当我们用支票支取现金时，柜台小姐不屑一顾地教训我们，经查，你们的帐号上一分钱也没有！经过哀求和斗争，最后查明，这一巨大的“失误”是由于这位银行出纳员在用电脑确认帐号时发生了错误，而我们的资金自然注入了别人的帐号。感谢银行的一位领导出面，我们收回了自己的资金。整个一天的工作计划彻底打乱了，银行没有责任，因为据他们说，这是电脑的责任，而他们帮我们追回了资金，我们还应该感谢他们。
我发誓这不是电脑问题，首先是人脑问题。在这个时候，要是不联想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论，我们该多么的迟钝啊；万一不小心联想到这一理论，我们应该多么地战战兢兢啊！
今天公司刘小姐推门进来找我借钱，说家里出了一点麻烦。我作为难状。最后“伊”哭了。哭起来“伊”显得更漂亮。
我借给她一千元，我希望她以后在公司里成为“我的人”。
(三十)
我考虑再三，准备辞退王顶。他竟然扬言要找他表叔(我省任人大副主任)派人来收拾我，如果我敢炒他的话。他贪污了公司五千元，我找公安局的朋友，他说民营企业不存在贪污问题。这种人怎么留呢？不过我真有些怕他，他宣传他有黑社会的背景，他自称他就是流氓。
他老婆说如果他没工作就到我们家上吊。
应该给教育多投点资，我想。
然而，全部问题不在教育。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三十一）
阔别多年了，北京。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我挺神气。然而又悲凉起来，北京不见了。在我熟悉的北京之上他们建造了又一个北京，我们彼此都很陌生。
鲁迅再回酒楼，如何也找不回当年的那种茴香豆的味道了。回到母校，简直认不出来。北京长高了。而北京的树显得更低，如在钢筋水泥中苟活的草。树，代表过去，代表我的过去被活埋在地下以后的挣扎。
记得欧洲有一位文人说，树的衰老从头部开始。看来中国的衰老从北京开始，北京的树让我绝望，北京的污染让我恐惧。在繁忙的落日里，我能听见上帝的叹息声：你们悔过吧。
此岸已淹没，彼岸……
这个城市建筑在“过去”的北京之上，只有几株树还是梦中模样。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原来是一个大村子，村长的孩子在城里读书，不需要再回来了。
北京不见了。我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我已经踏上了不归路，只要“妻离子不散，家破人不亡”，就要象陀螺一样把自己旋转起来。旋转很累。不旋转更累。
我以此自慰。
生命本身不会是一种手段吧，我突有此想，不寒而栗。
南方一片污染。与北方一起污染。与地球一起污染。
连绝望都是一种商品了，被“学者和思想家、作家和记者”拿来卖钱，我还有什么呢？
连忏悔也开始商品化了，我只剩下黄色笑话。这与这个黄色时代是相匹配的。
鲁讯需要的不是包容，而是认识自己。宽容是确认自己与他人同样是有限者或被造者，而不是自己更博大，可以“大人不记小人过”。黄色的时代是表演的时代，我是“行货”也是“道具”。
(三十二)
昨夜一梦，自己躲在寄居蟹里，被封死，如何也出不来。
我为自己是一只大寄居蟹而庆幸。
我听见了高墙倒塌的声音。灵魂惊起，远遁高天，于是世界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我可爱的小女儿快乐地跑过来，把我象贝壳一样拾起。
(三十三)
所有的空间在扩大中消失。丑陋的土地堆满了楼房的垃圾，摇动着葱茏的旗帜，晚霞是污染的清白。
我没有旗帜，光秃秃的生长，光秃秃的死去。在充满主义的世界里也算是一种主义。我坚守住这种光秃，不敢退步。拐杖们乐得颤抖，以为好玩；猎人以我为狼，在角落里磔磔怪笑。猪以我为猪，我们称兄道弟。
故乡在夜里降临，同我一起衰老，一起成熟，一起嚎叫在旷野之冬。一起阐释年轻的尸体在街道上挣扎的意义。在落日的时候，同我一起在暗淡下来的天光里放歌。
(三十四)
始有苍凉之感，从英勇的自杀到无为的自杀。时间在无为的奸污中麻木。只有天花板如无字的书，压在你的脸上。
小心翼翼地投身葱葱绿林，按说，匆匆分手也便而已而已。野草却株株滴血，丝丝垂泪；窗口散发的白发飘在村头；风卷起纸屑，满天飞舞，如殒落的星辰，铺落在夏日黄昏。而今黑夜已被漂白，象多年洗过的旧衣。冬云缓缓流过，拧一把，落下雨来。
(三十五)
仿佛年轻了的时候，年轻的回忆却在那里苍老。
七八个春秋，南北而北南。
回忆是美好的。这就足够了，因为有些情感只能在回忆中才是美丽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回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象身边的一本书，随时可以在疲惫的时候打开，会从你的肩头卸下很多沉重。
(三十六)
我乞求匆匆中忘掉自己，尤其在这春天又来到的时候，让我躲进春天单调的绿色中，同这模糊的季节更替一起模糊。
海子在春天里已死去几年。任何“理性”的思辩在年轻的尸体缓缓倒下去的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让我们把希望一同埋进土里，同这罪恶一同埋进土里，同这罪恶的春天一起绝望。
人们走在街上，漫不经心地经营着生计。
我还是忘掉的好吧。时间象这大海，吞噬了无数生命的浪花，又舒展出一片虚空。我是那礁石，在沉浮中支撑，等候生命的手臂在水面伸出，证明毕竟有生命比我更有活力，比我更优秀。
在四周甜睡的夜里，我拉开窗帘，把自己贡献给这窗外寂寞的世界。与这世界相互忘却，然后同这春天一同繁荣。
(三十七)
所有的空间已堆满了沉重的绿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又渴望逃回北方去，然而绿色恐怖仍如洪水般追逐而来。
我憎恶这绿色的世界，我向往大漠孤、长河落日的苍凉与悲壮。“我酷爱我的地面；我憎恶这以地面为基础而繁荣的野草”。
春天，带着热带海洋温热的娇喘，从背后赶将而来、淹没树枝、压过石砾、渡过冰河、城市和村庄、掩过尸体……所有的蚊虫们一同拥来，爬过我的窗口，在孤零零的灯光周围叮叮跳舞。
腐烂的灵肉被绿色摧残、发霉、又生长出绿色的毛、成树、婆娑起舞。
(三十八)
今天是清明节。外面的天气阴沉得很。又是一年春草绿。在遥远的北京，还是那样灰色的天空吗？灰色的雨在冰冷的树枝间无声地织出一片茫然。
冬天里的公园。过去的连同活着的，都在沉默。夕夕相伴，已经十年。仍然是湿漉漉的云，仍然是这湿漉漉的心情。想在这鬼节、在十字街头、荒山野岭，所有的孤魂野鬼从被弃的角落里涌出，布满大街小巷，立在夜行者的床头案上，在雨幕中注视着每个窗口，欲言又止。
悲哀归于沉寂。只有满眼的飞雨将这世界乱成一团混沌。我也便在这混沌中安然，仿佛有些欣喜，为逃避之轻松。
(三十九)
反叛者与其反叛的世界在相互冲突中使彼此异化。从此以后，自我消失，得一似我非我者，坚强表现为残忍与冷酷，开始了几个疯子的伟大历程。
(四十)
半轮月在空中漂浮，象沉在水盆里的鱼。常常在梦醒来的时候问自己：我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这是在那里呀？
草原上的小村子在流浪的世界里缩小为零。自己则象一粒灰尘，经常无意识地在茫茫中飞旋。
我没有家乡，没有母校，没有祖国，也没有工作，我只是提着装满了空空的记忆的打着补丁的布袋，在不属于我的世界长街上乞讨。
为什么频繁的时空轮转一度在我的意识中是一片空白呢？我又仿佛一直站在一个地方，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起点。车站、码头、机场只是一枚枚邮票；寄走的，只是我的冲动，而终留我坚强之骷髅，在北方的天地里峭立。
灵魂如雨，从这夜里漫开，躲在你寒冷的院墙下，如野狼长嚎，交出狼的矜持、驯服如狗——精神跳上高墙，随风沙飞扬。夜风从坟地吹过，露出半付白骨。死亡是唯一的归宿，足以照示你的将来。
上帝再一次显现。故乡在他的光里缓缓融化。
(四十一)
这是一个无聊的年代.
这样的生活除了能够活下去之外，还能够意味着什么呢？非旦如此，曾决心埋于地下的往事又不断被生存恐惧翻找出来，作为你苟活的压迫，提醒你挣扎于人鬼之间的独特身份。
现实是一片沙漠，你是其中一滴水；历史是冰冷的铁轨，你是路面上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理性是什么呢？一把伞，在王道主义的风雨中遮盖一棵日渐风化和苍老的灵魂。
绝望了的人类找到两个办法安慰自己：一种是讲故事给自己听（文学、宗教、艺术）；一种是自杀。前者毁灭精神，后者毁灭肉体。
世纪末来临，讲故事的开始胡说，而自杀的仍不见动手。
(四十二)
在一个苦难的时代，或几乎在一切时代，有人这样自我安慰：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心灵迟早会遇到自己的朋友，为此，心灵会心甘情愿、欢欢喜喜地忍受千年的孤寂。
我怀疑，这样的“心灵”也能叫“心灵”吗？果真如此，千年孤寂不是心灵的节日，而是心灵的悲剧。在“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的极端唯物主义的当代，“莎士比亚”如何有兴致瞻望未来呢？
更重要的是，此岸世界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应该结束了,100多年来，关于2000年的憧憬还少吗？当它今天降临的时候，我们不过仅仅是会舞弄计算机的猴群----我们仍然没有放下从地上拾起的、准备击向邻居的石块。这种政治学从山顶洞持续到中南海。
多少未来的乌托邦象尿布一样凉在历史的阳台上，发出了醉人的味道，而我们仍是啮食同类的山顶洞人，区别仅仅是吃人在过去被解释为饥饿，现在被解释为是一种“食文化”。
吃人是有理的。我们是真愚昧，我们是真野蛮。
线型历史观在我的心灵里存在了30年。它终结于1999年。千年审判对我来说，首先是埋葬了历史主义的幻像，我目送它象目送一只风筝消失在无限的天宇里，而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它是一只口含橄榄枝的飞鸟。
从这天宇中同时洒落了无数象形文字，它的名字是文学，而不再是神恩或天启。
千年审判是唯一的未来，判决书还未写完，故圣灵永远临在。
(四十三)
是啊，我必须努力，以便配得上不断慷慨奖励给我的苦难和屈辱。
(四十四)
我曾对一位朋友说，海德格尔的“人之被抛状态”的说法不够真实，其实生命经常处于“被拖状态”：肉体拖曳着灵魂构成生命的基本状态。灵魂企图摆脱“被拖”宿命的挣扎，这种努力产生了文学。我的文字是被拖曳者的喊叫。在商海拒绝为商人，为此，“学人”之我与商人之我进行了10年内战，日日与自己搏斗，战争在生存恐惧中进行。夜夜与自己商量，仍没有结果。
于是自然“夜里总睡不着”，“人不寐”由此而出。但看来夜行者非我一人，卢跃刚先生信中感慨：“又遇到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岂不快哉！”谢泳先生说，“人不寐是一个有深意的名字”，显然是深有同感。
睡不着的时候“为桌子”堆积了无数象形文字，又纷纷入土；或约一两个朋友，在暗淡下来的天光里喝酒，为这些拒绝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字一起下葬。
我已经老了。我要“向内求道”。在最后的审判上，我希望能象林彪晃动叶群的短裤一样挥动着自己的“作品”，为一种并不纯洁但企图证明纯洁的那种人性。
(四十五)
1993年喜为人父，且是好事成双。于是不得不告别满腔悲愤和咬牙切齿的时代，向慈眉善目和嬉皮笑脸蜕化，并日益一本正经地以曾经最反感的“毫厘主义成熟”来面对“激进主义的不成熟”。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理由值得我跟谁拼了，第一个就是我的宝贝女儿。但我仍警惕堕落到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智慧上去，故1999年开始附庸风雅，频繁冒充青年学者混迹于大方和泰斗之间。结果差强学意，“人不寐”渐渐以“人不行”或“人不怎么样”闻达于市井和殿堂。
懦夫时代的早临，忏悔意识同时而至。忏悔在道德上是“尊命文学”（尊上帝之命），在理性上是为了实现抒情的平衡。更别有用心的目的是我希望把一切都收拾干净，“不给敌人留下一粒粮食”。
但在远行中女儿渐渐取代了故乡的位置，这是一种更强烈的思念与愧疚。
我有一种折衷的企图：将来带孩子去看望故乡。
然而我毕竟要回来。“回来”？我们去哪里呢？
上帝是一双眼睛。
上帝是故乡。
(四十六)
\"无根基性是我们时代的特点”。
曾北上西伯利亚，东去美利坚，西上高原，南下大海，皆无我歇脚之地，更非我精神家园。
今夜，我来到草原。
我坚信草原曾是人类的家园，因此草原之行毋宁说是回家之旅。
高原是人类的老年，它的意识是宗教。
草原是人类的童年，它的意识是诗歌。
我们的童年都有属于自己的草原，虽然面积有大有小。那里有夏草秋虫，还有叫星星的邻居的孩子，还有叫月亮的“大众情人”，我说的“大众”除了乡村诗人，更多是孩子们。每个孩子都在草地上向她倾诉过童年的孤独、忧伤和各种梦想。
我已经近十年没有使用过“碧空如洗”、“浩月当空”这样的词了。来到草原我又想起了儿时作文里常用的句子。这使我有些伤感，也有些安慰。草原上的月亮依然年轻，依然美丽，还是旧日的风情；而我们城市的月亮已经满面灰尘，满脸皱纹。
我带着近乡情怯的心情抖落城市的灰尘。草原上每束野花是我的情人。而每一株小草，是我与野花的孩子，我与野花的女儿。我祈祷来自城里的猎人（他们已经杀光了城市里的蜜蜂和蝴蝶，并将仅存的几只鸽子关进了铁笼，而城里的小草正在一片一片地死亡）不要伤害他们。我记得一位伟大的女方性曾说过，每次她走在草地上都感到很抱歉，因为她能听见小草正尖声冲她喊叫。草原是拒绝“成熟”的。
我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从草原到城市是人类在一定时期里应该选择的道路。拒绝城市化作为文学抒情我未敢后非，但它在生活中是一个谎言。我的问题是，我们所走过的通往城市的道路和即将走过的城市之路，是否是唯一的，其代价是否可以再少些，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是否真正尽到责任了？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沙漠正在扩展，而有可能最早从华北这个地方腐烂。稍有责任感的人日益生活在末日恐惧中。现在我们就应该反省，“否则永远也不用再反省了。”
我们即将无处迁徙。
我们把城市弄脏了。我们是做错事的孩子。
我们能诚实地承认墙上乱七八糟的笔迹是我们自己图抹上去的吗？
不，我们全部精力被用来说谎。
耶路撒冷曾被毁灭过，这是最后一次毁灭吗？
(四十七)
90年代是无人怀念的年代。
它在结束之前就结束了。
我第一次有一种苍老之感，我感到自己的生命正和20世纪一起自杀。留在旧世纪天空的是还年轻还有热情的灵魂，它如今已经是一只无家可归、伤痕累累的候鸟；“万里无云，是我永恒的悲伤”（海子）。
它将寻找同行者，为这样一个自私的目的：免除精神的孤独和死亡的恐惧。
在20世纪喧嚣而又寂寥的傍晚，它在寻找“我们”。
\"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群候鸟。我们飞行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我们飞行在“1984”（奥威尔）和“末日审判”之间，我们飞行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
鸟是自由的。
多年前我们从乡村起飞，又从城市起飞，来到天空。我们不想回到霍布斯和卢梭的森林里去。我们要寻找“精神的家园”（王小波）。“回家的路”（汪丁丁）指向常识，指向个人、指向心灵，指向“水面以下”（朱学勤），指向孩子的世界、指向人类的村庄，指向我们自身。
但候鸟是相对自由的。
别尔嘉耶夫说，自由是最沉重的事业。何况“在贫困的年代，诗人何为？”（菏尔德林）
我们至少受到两种限制：季节限制和我们曾经飞行的历史高度的限制。
季节的寒暑冷暖迫使我们四处迁徒。候鸟起飞不仅为了人类寻找天空，也为了躲避人世的寒冷和“来自的祖国慷慨投掷的石块”（布罗茨基）。这是一个狩猎的季节，狩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力量成为唯一的价值；“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要重要得多”（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因恐惧而和平的季节，恐惧攫取一切道德资源并攫取了自身。
我们试图寻找自己的季节开花，九十年代不是这样的季节，它是对那个季节的寻找。
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我们的历史高度上纷纷折断，这个高度在“月球之下”（古希腊哲学），更在“灿烂的星空”（康德）以下。由于此岸世界的苦难，由于“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我们失去了终极关怀，断送了对彼岸世界的追寻。我们跌落着，带着救世主的悲悯和唐诗宋词的虚荣，支撑我们的失落。然而我们仍然跌落着，崇高变成了文学幻觉。扬起的象形文字组成了作家的激情与偏执，却失却了思想家的自由与理性；漫长的跌落累积了“来自灵魂的恐惧”（谢泳）和关于“活着”（余华）的伪智慧，面对“存在的勇气”（蒂利希）而“顾左右言他”。好在90年代，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关于90年代最有价值的记忆。
“我们”的定义可以越来越以我们折断的高度和投向我们身上石块的重量来分辨。这是自由的命运，这是候鸟的命运。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之间，我们选择了生命可以承受之重，选择了有限的“位移”和有限的“错位”（布罗茨基）；即我们选择了候鸟的生存方式与飞翔路径。
我将永远瞩目黄昏天际中低回的鸟群，并以我参与进去的方式为它祝福。
(四十八)
1999年最后的一天，我带五岁的女儿到草坪上去玩。我们躺在草地上，目送20世纪的太阳缓缓西沉。我心中有一种感冒了似的温柔和伤感。这是一种矛盾的心情：希望尽快为这个荒诞的世纪送葬，又担心新的一天我们仍然仰望同样的天空，我们仍然穿着陈旧的衣裳。太多关于2000年的憧憬繁殖在过去的年月，当它如此平常而至，我们已经丧失了再憧憬未来的资格和兴趣。
基督是对的，尘世的千年王国不过是一个政治谎言，历史主义者不过是伪先知。
“爸爸，这天空好危险。”女儿望着这高而蓝并望不到底的天空恐惧地说。
我惊诧孩子对宇宙的感觉。望着女儿，我又有一种强大的惭愧之心。把孩子放到一个污染的，丧失憧憬意义的新世纪里，我是有罪的。我们这些成年人是有罪的。
多年来，呼吁忏悔我不遗余力，但总在大师和名流那里得到“我们为什么忏悔？他们才应该忏悔！”这样的反应。自由主义的幽灵从80年前在城市广场上游荡，至今我们仍然无处为其招魂，这种失败是我们理性的失败，也是我们道德的失败。我们有理性和道德的双重理由“向自由忏悔”；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忏悔精神的贫困才导致20世纪我们交了可耻的白卷----甚至比白卷更可耻，我们向自己的灵魂泼了太多的脏水。
我不敢追随快乐的猪群蜂拥于跨世纪的门坎，作为一个失败者，我还没有资格到新的世纪去。我宁愿留在旧世纪的天空，向上帝忏悔，坦露我的灵魂。
(四十九)
托玛斯-曼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
可是哪里有自由呢，自从我们被赶出伊甸园？
我要回家。家在天外。
(五十)
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199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我在小酒馆里向我的一位朋友谈论“朋友们为什么总是互相指责”这个令人烦恼的话题的时候，上帝的背影开始向我显现。
我突然内心无限澄明，豁然开朗。
主啊，我们都是有限者，而你的存在给了我们存在的意义。
一种忏悔意识从此包围了我，它鼓舞我为自己的灵魂和房子对面的灵魂一起祈祷。
耶酥以爱报怨，这是以德报怨和以怨报怨的超越。
当罗马的镣铐踏着兴奋的脚步声慢慢逼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到为难：过去英勇、嘲弄和投靠的表情一样是陈旧和愚蠢的。
认识你自己，梭仑用这句话宣告了文明社会的到来。
认识上帝智慧始，拿撒勒人耶酥是“羊的门”。
上帝啊，我还要等多久呢，当你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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